通识教育不仅是现代大学的灵魂,而且是人类文明延续的途径。与专业教育基于个体存在与发展的逻辑不同,通识教育是基于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逻辑,大学的通识教育坚守古典人文教育传统、立足非功利的、非实用的价值追求,重在尊重个体的自主多元发展基础上对学生心智和德性的培养,致力于“整全人”的教育。通识教育担当着传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国家发展与人类命运的责任。但在数字智能时代的技术主义与全球主义的双重冲击和挑战之下,承担着张扬“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德性教育”和抑制专业教育过度功利化的功能的大学通识教育正面临危机。
数字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高速流通带来全球化的新时代。随着跨越时空和文化壁垒的互联网普及,传统人文知识不断被数字技术重组。各国把支持顶尖大学发展、培养和吸引国际一流人才、推进前沿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从过去工业化时代的规模扩张转向对少数顶尖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集中投入,纷纷开启了在全球化和数字智能时代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进程。然而,所谓的“世界一流大学”必然是“世界性”的。西方发达国家将“国际化”作为非常重要的指标进行全球大学排名,试图以一种数字量化的方式评价高等教育。通过量化指标,发达国家将其所属的文化属性和价值观向发展中国家推行,导致发展中国家自身独特的文明价值被挤兑、逐渐抹灭。发展中国家的大学面对森严的等级体系划分,其教育资源和目标必然按照所谓的“一流”标准来配置,在客观上不断地固化全球高等教育“中心-边缘”等级体系,这就造成了教育的“去个性化”、“去文化化”、“去文明化”,导致大学教育越来越被同化、整合,并且优质教育资源进一步集中在某些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著名高校沦为所谓“留美预科学校”,成为给西方发达国家输送优质学生的培训基地。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优胜劣汰”的达尔文主义影响下,为了追求更高的排名,获取更好的教学资源,办学指导思想不得不受到量化指标的牵引,而逐渐淡化甚至排除掉了作为大学独有的“国家/民族精神”载体的文化价值和人文属性。
在这个充满冲突和剧变的全球化时代,我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如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培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人才,并使我国成为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大国,成为了一个极具挑战的命题。如果一所大学淡化了通识教育,其价值只按“工具化”、“技术化”、“优绩化”的量化标准来衡量,那这所大学就会成为“制器”而非“育人”的场所,培养的人才可能连成为一名负责任的社会公民都很难,遑论“心怀天下”堪当大任的全球、国家和社会治理人才。违背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宗旨的大学本身自然也难以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长远发展。在《论语·颜渊》中,孔子提倡“以仁为己任”;《大学》更是明确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德至善”的思想,而不是夺取世俗的功名利禄。我国优秀儒家传统文化倡导通过“见道”、“闻道”、“悟道”、“修道”,让青年一代成为遵循“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道德原则,具备刚毅进取、自强不息、内省修身、立己立人、和而不同、朋友有信、齐家治国人格品质的君子。我国高等教育的目标始终是培养拥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心怀天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人才。事实上,从古至今,东西方真正的智者们都倡导以培养人的德行为本,并由德性高尚的“君子”或“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通识教育是人类文明价值标准的尺度,作为培养“整全人”的教育,进行对人类社会充满仁爱与责任感的教育、进行不受个人主义功利思想束缚的教育。
为避免通识教育在数字化智能时代的弊端影响中成为培养受西方普适价值观影响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温室,抑或干脆保守封闭,与现实社会需求脱节,甚至被全球化的教育体系所抛弃,通识教育就必须能直面数字智能时代提出的挑战,与时俱进,尤其是关注数字智能社会关于 “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基本价值。利用好数字化智能时代的红利,大学通识教育也可以迎来变革和发展的新契机。在知识获取的路径方面,互联网的全球化知识传播打破了原先知识垄断的局面。慕课、开放大学、电子图书和网络课程、社交媒体的兴起,使得各个国家得以扎根本土大学来获得全球一流大学的教育资源和知识储备,从而提升本土教育的发展,同时传承和发扬本土文化精华,实现将知识的全球获取与本土文化和文明的通识教育相结合,从而建构本土文化传统和文明多样性和谐共存互补的二元世界。在教材的选取方面,通识教育则需要摆脱在经典阅读方面以西方文明经典为主轴,而将本土文明经典作为历史传统进行次等补充的尴尬局面。西方文明经典的形成大多是围绕由它所孕育的工业社会的理性化的自由、平等价值展开的,目的是为实现西方文明主导的世界帝国体系,即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因此西方文明经典将西方文明看作是高人一等的普适文明,与其他非西方文明构成所谓“野蛮和文明”、“主流和非主流”的文明冲突。而秉持传承和发扬自身的优质传统文化和文明、立足促进全人类的发展、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识教育理念是防止学生被西方文明价值观所裹挟和同化的最有力手段。在思维和伦理价值观的培育方面,面对数字智能社会进一步原子化、虚拟化,通识教育要积极地引领各专业学科学生深入思考现代社会问题。比如,人类和机器人的关系、机器文明是否能取代人类文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给人类发展带来的是便利还是隐患?横向,要打通多元文明经典之间的对话;纵向,要思考技术发展与人类未来命运,以积极的价值教育引导学生思考何为“整全的人”。总之,通识教育必须坚守人本主义和人文精神的育人阵地,致力于在技术时代培养青年学生完整的人格,不随“唯工具论”的大流,以“整全的人”,以“心怀天下”的君子之道,应对不断变幻的世界,此为数字智能时代通识教育的“守正”;另一方面,通识教育必须以积极开放的姿态应对全球技术化浪潮,充分运用新技术的发展来改善通识教育的方式方法,以包容的姿态融合科学与人文精神,使得学生有能力用人本主义观点来回答在未来的发展中的各种时代新问题,这无疑是数字智能时代通识教育与时俱进的创新所在。
亚里斯多德认为:“应当有一种教育,以此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英国的约翰·亨利·纽曼在《大学的理想》里特别指出:“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修养大众身心,旨在提炼民族品味,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通识教育必须回到其开启的源头,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科技与伦理的关系。而全球化和数字智能技术越发展,这些关系中的矛盾也就更加凸显,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的独特价值就越显宝贵。人本主义成为对抗技术主义泛滥的最根本立场。整个通识教育应当围绕人本主义精神的培育展开,让技术服务于人类生活,用人本的精神去驾驭技术。
中国通识教育的本土化进程在近代及当代中国150多年步履艰难地一路走来,所幸受有识之士的一路佑护,如今才得根基牢固,枝繁叶茂。而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清晰地告诉了我们三点:第一,通识教育改革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共同作用产物,不能孤立而行,否则无所作为;第二,任何离开传统文化的支柱,摈弃自身优秀文化传统的拿来主义都是走不长远的;第三,通识教育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无数有识之士的添砖加瓦,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国文明历来是开放而虚心的。在面对西方先进的思想趋势,不是拿来主义,而是如何为我所用才是最重要的议题。事实上,西方的通识教育即便在一个国家,在各个州县、各个学校,也有着各自不同的适应本校特点的通识教育理念和实施细则。当今教育学者需要考虑的是:第一步,如何才能正确甄别、吸收和借鉴到西方教育思想中先进的理念;第二步,如何将这些好东西结合中国的现实实际情况,制定出符合我国发展路线的教育方针和理念,甚至进而能够发展出适应各自院校的通识教育理念。
(四川传媒学院 喻贤莉)
来源：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