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最深厚的软实力,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一带一路”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儒家文明在日本及韩国的传播、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融通等,均体现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理念,是文化交流互鉴、共同繁荣的重要见证。古丝绸之路为弘扬中华优秀人文精神、促进文化交流对话提供了历史印证,尤其是与沿线各国友好往来的史实,更是为促进当代中华文化走出去奠定了情感基础。
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文化建设是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不断提高讲解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发展契机,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加强沿线国家对中华文化的深入了解,提升我国的文化形象及文化影响力。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文化 “走出去”战略已经取得了许多瞩目的成就,很多相声、民歌等传统文化领域都见到了外国学者的身影,这些国外学者已经成为我国与世界文化交流的桥梁,有效提高了我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适应力和影响力。当然,“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华文化 “走出去”带来的不只是机遇,同时也伴随着挑战,因为不同文化的天然竞争性蕴藏着文化冲突的潜在风险。时至今日,中华文化 “走出去”战略依然只停留较为低层的阶段,还未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仍然存在很多的现实困境。
第一,文化输出意识错位。中华文化 “走出去”的实质及目的在于让中国的文化在国外扎根,深度发挥文化的影响力与吸引力,并不只是停留于表面的文化表演,斥巨资打造的一场秀,新奇之后无法取得实质的效果。就当前国内的形式来看,无论是举办文艺活动的地方政府还是参与文化活动的个人,或多或少都对我国的文化输出战略存在误解。过于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甚至为了形式舍弃内容,更将对外输出文化产品的数量作为竞争业绩的首要内容,全然不顾其实际的收效如何。还有部分群体只将文化“走出去”视作出口转内销的有效途径,卖力的争取出国表演只为 “镀金”,以期回国之后相同的表演能收取高昂的门票,提高自己的利润所得。在这种错位文化意识的指导下,文化的输出很难做到“因地制宜”。
第二,通晓中华文化底蕴的国际型人才较少。国无才不立,业无才不兴。中华文化若要保持其“原汁原味”且顺利地“走出去”,离不开通晓中华文化意蕴及熟悉国外社情民意的人才。目前,我国高校对人才的培养方式过于单一,侧重于专业基础理论与实验技能的教授,欠缺对我国人文社科知识、他国国情以及国际视野等方面的综合培养,致使培养的部分人才与国际所需人才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第三,部分文化产品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中华文化要真正走出去,首要前提是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要“接地气”“有温度”,即符合异域民众的诉求,才能在异国他乡“落地”。然而,我国部分企业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如泰国很多中资企业就面临管理和价值输出与水土不服的问题。因此,企业要深入研究国外民众的价值诉求,创新国际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否则,将导致走出去的文化产品效果大打折扣。
因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华文化 “走出去”,需要理性规划、审慎应对,需要国家宏观引领,社会积极参与,推动文化与经济的共同发展。加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合作,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需要在加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传播,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能力,提高中国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等几个方面补齐“短板”、共同发力,形成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优势,提高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向心力。
增强意识,建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长效机制
应对在中华文化走出去可能遇到的风险与挑战,增强问题意识,建立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长效机制。第一,要完善顶层设计,建立健全“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统筹协调机制,统筹协调中华文化走出去各类资源和处理各种问题。这项工作涉及多部门,需要从国家层面进行总体设计、整体推进,科学研判中华文化走出去可能遇到的风险,加强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预警机制,建立完善的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应急响应机制,为我国文化企业营造公平的国际环境。第二,提供完善的政策法规保障。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涉及面较多,要及时制定完善法律、金融、财税以及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范对外文化交流程序,建立完善的现代文化贸易市场体系,支持市场主体开展合法合规的对外文化贸易。第三,打造“一带一路”文化走出去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提升文化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进一步取得国际话语权,通过各类传播渠道立体施策,充分发挥各传播媒介的有效协同作用,形成联动、协作、高效的文化传播体系,缩小文化差异和文化距离。第四,完善监督审批和评价制度。“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国家相关部门对“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活动要严格审批和监管,在促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发挥文化把关作用。同时,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工作绩效评估指标的设计,开展科学有效的评估工作,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播当代中国价值理念与中国精神,改进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工作提供决策参考。第五,加大“一带一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人才培养引进,既需要培养翻译、经营管理、国际营销、对外传播等方面的人才,更需要熟悉“一带一路”沿边国家法律法规的涉外法律人才,为文化交流,尤其对文化贸易的顺利开展、避免贸易争端和减少损失创造有利环境。
拓宽渠道,创新文化对外交流形式
一方面,加强与对象国进行合作的本土化形式。基于各国受众更易于接受本国媒体内容的天然性,建立我国媒体与“一带一路”沿边对象国媒体机构合作机制,有助于实现文化交流和信息的有效传播,拓宽文化交流的有效渠道,增强我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国家文化形象的塑造;鼓励中国文化企业走出去与对象国合作实施本土化经营,雇佣对象国本地的员工进行生产、攻关等,甚至从事一些公益事业,取得对象国的理解与支持。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涵盖面广,需要调动全社会一切积极因素,创造对外文化交流和贸易的广阔空间和有效渠道。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在对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尽量规避因政治色彩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要重视非政府的民间力量和海外华人群体,把政府交流与民间交流紧密结合起来,把文化交流和文化贸易结合起来,鼓励和扶持社会文化企业、机构以及跨国文化公司从事专门文化贸易输出和文化推广活动,加大文化走出去的积极效果。
培养人才,推动文化交流互鉴
人才队伍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础力量和关键支撑,他们的行为活动融入了个体自身的道德、情感及企业、国家的精神文化,是企业、民族乃至国家精神的重要体现。“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中华文化有效走出去,就必须打造一支国际化的人才队伍。首先,要探索“外语+X”培养模式,着力培养复合型人才。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亟需培养“融通中外文明的引领者,使复合型、复语型、国际化成为其基本特征,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则是其基本素养。”为此,我们应利用相关智库结构及大数据分析等平台,调查各国的人才需求状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语言,特别是非通用语言、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等专业加以整合,加强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形势政策、国际规则等方面的通识教育,针对性地培养兼具“外语+文学+通识+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实现“一带一路”人才的多视角、多层面培养。
打造精品,增强中华文化的感染力
走出去的文化产品,若想成为媲美美国好莱坞、日本动漫、韩国影视的拳头产品,离不开创造性的思维与精良的制作工艺。近年来,故宫博物院的“雍正御批”胶带、寓意“一带一路”的“敦煌口脂”等文创产品,圈粉海内外,其“根植于厚重的文化内涵,基于时代生活的创意设计,依托互联网与当代科技的特点,让原本静态高冷的文物,换上了萌、潮、雅、酷的外衣,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激发人们去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实践证明:文化产品只有历经打磨,才会越发精致;只有不断创新,才会更具生命力。发展创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品,首先离不开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各方面的帮助与支持,亟待得到充足的人员、物质与资金保障。其次,凭借政府投入的充足财力、尽可能地汇集各种优势资源,团结各方力量,形成一个专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作队伍,训练一批专业的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演员,培养一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传承人,举办高水平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世界性巡演和跨国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形成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牌的包装、宣传与销售于一体的产业文化链条。再次,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品牌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该以开放、包容、共享的态度融入世界,最大限度地整合与利用国内与国际的全部优势资源,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机遇,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奠定了情感基础,提供了重要载体,营造了可靠环境。建立在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民族文化“走出去”,是一项光荣而伟大的战略任务,社科系统、高等院校、文化部门等单位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有许多路径值得探讨,要在“一带一路”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发展,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并适应数字时代传播特点,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文化产品,加强文化走出去的鲜活性、灵活性和实效性等。
四川传媒学院:刘杨、宋自容、刘光英
来源:中国网
